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曾提出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：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，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。他认为，中国读书人不世袭，因此不能成为一个阶级；然而读书人和农民之间，又有着明显的观念上的区分。这种行业间的清浊高下，钱穆即称之为“流品”——大抵高贵者为清流，低贱者为浊流。
钱穆的观点，相对于西方的阶级观，无疑是一种新思路。只可惜，也许是时间限制，他并没有详细解释“流品”的含义，这难免为我们理解他的观点带来困难。因此，我写就这篇短文，打算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
首先，什么是“阶级”？从本质上说，阶级就是对社会分化和差异的一种概括，是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区分。而这个区分标准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。以马克思主义论，即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而划分阶级。
在中国语境下，我们常常会以“地主阶级”和“农民阶级”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。其中地主原本指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人，农民则是拥有很少或没有土地的人——引申地说，也不妨认为地主是占有财富比较多的，农民是比较少的。地主被认为是统治阶级，并凭借他们的财富和对土地的占有而剥削农民。
但是，这样的概括是很不精确的。例如，读书人好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，但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呢？我们发现，他们似乎哪个都不属于：一个读书人，不论他出身在农民还是地主家庭，只要他通过了科举，就有做官的希望；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可以随时变动的。这显然与阶级所具有的固化性不符。
那么，将读书人分为单独一个阶级又如何呢？好像也不合适。以常理论，两个读书人，一个学而有成，做了官；另一个止步于秀才，只能当当师爷，这两人的地位有显著不同。因此，在读书人中间就有了差异，不应再被认为是同一阶级。
或者，我们可以说：读书人在求学阶段，是同一阶级；而他们之后的发展，决定了他们向不同的阶级转化，譬如那做官的成了官僚阶级，做师爷的成了师爷阶级，等等。但是这样一分，好像就不能再称作阶级，而是职业了。
因此，我以为，阶级论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时是不充分的：“阶级”这个词，往往是伴随着对立、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。但是在我们常说的官僚、士子、商人等群体间，并没有这么严密的上下关系——他们之间的差异，应当以别的标准来区分。我想，这也就是钱穆提出“流品”说的原因。
何为“流品”？从字面上说，“流”大抵为主流末流之“流”，而“品”估计提取自“品秩”，即官员之品级大小。换句话说，“流品”是用来表示不同人之间的身份、地位高低的。
为何同样是区分人群之方法，而“流品”就与“阶级”不同呢？其实，这中间的奥妙，在于标准。阶级乃是西方社会的概念，其特征是与社会性质高度绑定，譬如封建社会，贵族为一阶级，农民为一阶级。而流品则与社会性质不直接相关，它更多地是人们观念中的一个存在。
举一个典型例子。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官与吏同属统治阶级，然而在我们心里，官与吏就有明显的高低之分：坐在公堂上的县太爷，显然比站在下面的差役“档次”高了许多。这便是流品——官为上品，吏为下品。再比如，同样是官，文官和武官之间也有不同，似乎文官就是要比武官高贵些。
为什么会有流品？其实这也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有关。比如在明朝，当县官者大抵至少要有举人出身，而那些止步于秀才者，便只得去做吏，这便是以出身定职业；而且那做了吏的，若是想做官也无甚希望。长此以往，做吏的必然被人看不起。设想，若是官与吏间流动自如，今天做吏的，明天就可能因为踏实能干而被提拔，那么吏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。
虽然流品只是观念中的，但它却对社会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。比如官贵吏贱的结果，就是官员自以为高贵，因而不屑于与吏胥为伍；然而其日常工作，却又着实离不开他们，这种矛盾便给其治理带来了麻烦。同时，吏胥既已自知为下品，便不用心去注意自身之廉洁，从而其败坏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从这个层面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流品实在是社会运作中那暗藏着的却又极为重要的一环。
那么，到底应当怎样看待阶级与流品的关系呢？我以为，正确的说法是：不论西方还是东方，社会都是有阶级有流品。其中阶级是社会性质决定的，是明面上的；流品是人们观念中的，是私底下的。一个社会，不论其性质，其民众总会保有某种偏见，认为某些人地位高些，某些人地位低些，这便是流品。
因此，我认为，流品之论，实在是人之自身特质所导致的，与社会无关。所以，放之现代社会，有没有流品的存在呢？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