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刚看了鲇川哲也的《黑色皮箱》，附录里有另一位作家笠川洁的评论，大抵是说，日本战后本格的辉煌（鲇川哲也即是其中之一），是因为小说家们目睹了人性被战争的暴虐所摧残的场景，从而希望以本格的形式，追求人性的复活。
这种说法很有启发性。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“新本格”的崛起，不禁让人思考：新本格的“新”在于何处？新本格是否传承了本格的现实意义？本文也就这样诞生了。
下文会提及一些书名、人物，可能会导致极其轻微的剧透，请注意。
先说本格。日本的本格推理脱胎于欧美的侦探小说，但又具有强烈的本土特色，而战争，恰恰就是其中之一。
兴起于战后的本格，难以避免地受到战争遗留的浸染，带上了些许或悲情、或凄凉的气息——不论是在旁白中对战争本身的描绘，还是从书里人物口中对战后世间景象的言说，都能体现出这一点。甚至于，一些作品的主要情节，也是和战争紧密相关的。例如，在横沟正史的《狱门岛》中，主人公金田一耕助复员回国，受嘱托要向朋友的家人报丧，结果惨剧即因此而起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战争也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来。
说回笠川洁的理论。本格如何能够实现人性的“复活”呢？他是这样解释的：
犯人设计精致的杀人计划造成被害者的死（第一层光环），侦探用以发现真相、指证犯人的精致推理（第二层光环），这两层光环最终实现了对惨遭战争破坏之“人性”的救赎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只能借助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形式。
换言之，由于战争下人的死太过随意、太过无尊严，因此推理小说家们要通过精心设计“死”的过程，来给予“人的死”以意义，从而重新赋予人以尊严。这便是所谓“救赎”。
我想起一个笑话，说“眼前有一具尸体，如何知道是哪国人杀的”，回答是“假如尸体的死状很华丽、很绚烂，那肯定就是日本人杀的”。这反映了一个现象，即日本推理作家普遍喜好描绘尸体的种种样貌，并且愈戏剧化愈好。这是否也是一种“尊严的赋予”呢——通过戏剧化“人”的死，从而使其获得超脱尘世的地位。
新本格的一大特色，是对新题材的开拓。比如说以巨大的、非现实的建筑为舞台的所谓“怪异建筑型”推理，基于超自然或科幻的背景构建故事的所谓“设定流”，还有大量征引冷僻知识的“炫学推理”。虽然，在传统主义者看来，这种写法也许有些胡闹，但是新本格之所以仍然叫“本格”，正是因为在那外壳之下，仍然藏着的是逻辑的核心；只不过，新本格作家不再像前人那样，在所有方面都追求逻辑。
岛田庄司说过，本格是有学术论文倾向的小说，新本格则是游戏形式的推理小说，我觉得确实有其道理。新本格所兴起的时代，已经与战后那时大大不同了。虽然，也有像岛田那样，由于年岁较大，笔下的作品既有战后风格的《奇想天动》，也有新本格的《占星术杀人魔法》，但是这种作者毕竟已经不多。因此，推理迈向新时代，也是一种必然——大概这就是所谓扬弃吧。
然而，扬弃不一定会导向更好的结果。新本格在抛弃本格的形式束缚时，是否也将后者的“人文精神”一同抛去了呢？
我以为，一些所谓的新本格，似乎已经“新”得有些过分，偏离本格太多了。特别是在近些年，推理作品与亚文化结合的现象，已经越来越明显：青年或少年为主角，舞台放在校园的作品，愈来愈多；推理小说，似乎已有“轻小说化”的趋势。虽然，不少读者也许会乐于看到这种变化；但是，本格推理中所独有的以“杀人”来彰显“人性”的精神，在这些作品中已经不那么浓郁了。我们常看到的是，惨剧发生，然后侦探才大摇大摆地跳出来破了案。正如岛田所说，推理对他们似已成了“游戏”。
另外，推理作品中的社会因素，近年来也开始抬头，这大概要拜某位“畅销君”所赐吧（笑）。当然，融入社会因素，自然是好的，但是推理不能因此成为社会问题的附庸。有时候，社会因素反倒占了大头，与其说是推理小说，倒不如说是“夹带点推理元素的现实主义小说”更为恰当。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分辨的。
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本人也并非狂热的“原教旨主义者”，只要是优秀的作品，当然还是喜欢的。不过，每每看到一些自视甚高、对凶案满不在乎的侦探，心里都会或多或少有些隐忧；总是觉得，似乎还是从前作品中那些三四十岁、温和、富有人情味的侦探，要更符合我的喜好。希望这只是我的自大与自私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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